《在彼处》一书结集了傅莹大使先后出任中国驻澳大利亚和英国大使期间的多篇演讲稿、访谈录以及在英国报刊上发表的文章。无论是演讲稿，还是访谈录，抑或是报刊文章，傅莹大使总是以符合西方语境习惯的表达方式、激起受众兴趣的技巧和简朴直接的语言向受众传递需要传递的一些信息，有针对性说明一些观点，帮助受众对中国增加几分了解。《在彼处》所有演讲、访谈和文章中，幽默、自信、坦率、开放和负责任的中国大使形象无处不在，这些好的特质总起来就是外交家的智慧。傅莹大使的智慧就是想方设法通过各种平台去改变外界对中国的成见和错误看法，重塑中国形象，而她充满智慧的个人魅力本身就给人以全新的感受，充满智慧的语言给人以新的启迪，使人产生新的认识和看法。
    作为地方外事工作者，我们在日常外事交往中则是更多地回答外方提出的各类问题。中国太大了，太多样化了，变化太快了，很难简单地概括。因此，如何准确有效介绍宣传中国或通过一地介绍说明中国，如何设法改变外界对中国的歧见和成见，同样需要类似的智慧。当今形势下，学点向世界说明中国的智慧尤显迫切和重要。《在彼处》一书给人留下深刻印象和许多启示。
    一、在幽默中开始沟通。幽默从来就是沟通的润滑剂，也是拉近彼此距离的有效药。西方人心目中的中国人形象普遍缺乏幽默感，这种定势的偏见源自他们对当今中国的不了解。对这些人而言，幽默成了西方人文明的象征和专利。如果你在与西方人沟通过程中不忘幽默，效果定当不错。傅莹大使在莎翁故居演讲的趣事很能说明这个问题——86岁的主持人唐纳德?辛登非常诙谐幽默，在整个主持过程中笑话连篇。在轮到傅大使演讲时，他特别来劲，一连讲了三个笑话。最后一个笑话讲的是一位中国老人弥留之际，他的英国朋友来看望他，老人费劲地咿咿呀呀反复讲着一句话，英国朋友站在床边没听懂，就记了下来。之后他找到老人的后人，模仿着转达了这句话。不料老人的后人一脸愤怒地看着他说：“老人好像在讲，你踩着我的氧气管子了。”全场哄堂大笑。主持人接着说：可见语言是生死攸关的重要问题；下面请中国大使致辞。傅大使在极短暂的几十秒钟内想到了一个点子去回应他的不敬。她站上讲台时小心地绕过脚下的多条话筒线，慢声地对着话筒说：“我得小心一点，”然后不失时机地补上一句，“我可别踩着唐纳德的氧气管子。”台下顿时哄堂大笑，前仰后合。此时的幽默可谓一箭双雕！
    二、在坦率中提出建议。在与西方人交流中，讲述自身的经历显得更加有吸引力和说服力。如果你能在自身的经历和感悟中给点什么经验启示的话，那么你的建议肯定是能被人轻松接受的，你的坦率说不定能让他们重新审视以致改变他们原有的不理性的想法。傅莹大使在澳大利亚国立大学毕业典礼上的演讲，是从她自己接触多样世界的经历谈起的。在她介绍了现在中国的基本情况后，她话锋一转：如果你们正在找工作，这些信息也许有助于了解风向。在结束演讲前，傅大使以她个人的经验加以总结。她说：我个人的经验是，保持开放的心态，永远不要一成不变地看待事物，在任何年纪都不要自以为是，认识和了解差异是探索真实世界的起点。希望你们像我当年一样，做好准备，去迎接多样和丰富多彩的世界。这种坦率的建议方式，没有生硬的政治术语，也没有令人生畏的强硬作风，不见中国式的冗长废话、套话，不见什么外宣统一口径，而抓住了独立思考、保持开放的青年们的心，贴近西方受众的思维方式，让人不得不折服于她的见解和睿智。
    三、在平和中直面问题。今天，虽然中国向全球化的世界敞开了大门，但西方仍然对中国知之甚少，显然他们的那扇门还没有完全打开。很多西方民众要么对中国不了解，要么对中国的印象还停留在改革开放前的那个妖魔化年代。年纪偏大的那一代西方人满脑子都是“文化大革命”的不可思议。与他们交流，“文化大革命”是一个绕不过去的一道弯。傅大使在很多演讲里都讲到那个年代的自己，讲到“上山下乡”，讲到了那段混乱和迷狂的政治动荡。在讲述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取得的巨大成绩时，她不忘中国面临的严峻挑战，比如城乡收入增长的差距、某些政府官员的腐败现象和环境污染的问题等等。近几年来，穷怕了的中国民众及地方政府不悦或不习惯西方媒体对中国或某地贫弱情况的负面报道，往往在接待参观中安排展示我们最好的一面，久而久之，外国人经常看到中国大和强的一面，进而容易培育出“中国威胁论”和中国已是“世界一强”的论调。为此，她勇敢地向外界讲述中国面临的诸多挑战，平和地直面中国的很多问题，曾多次引申邓小平先生很多年前说过的一句话：中国既大又小，既强又弱。她柔性地用数据向外界说明一个真实的、面临诸多问题的中国：中国目前仍约有1.35亿人每天生活费不足1美元，处于贫困线以下；人均GDP只有1000美元，不足澳大利亚的4%，只有英国的1/18，在世界排名第104名；社会保障还不健全，民众消费支出占GDP的比重不足40%；资源和环境为经济增长付出了巨大代价，世界污染最严重的20个城市中，中国占了16个，70%的河流受到不同程度的污染；中国处于全球制造业的低端，中国出口8亿件衬衫获得的利润，才能换来1架波音飞机等等。
    四、在历史中寻找答案。中国的历史漫长而复杂，给我们留下了许许多多的回忆，有中国人的智慧，也有往昔的辉煌和苦难。心里装着历史的外事工作者能够在历史中寻找到许多答案乃至智慧，在对外交往中也能从容自如、掷地有声。傅莹大使在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的演讲中期许：中国的年轻一代一定要多看看历史，想想我们的国家是怎么走过来的，珍惜我国的机会，心里装着历史的一代才能担当起民族未来的重任。在题为《讲讲中国的过去和现在》的演讲中，傅大使用较长篇幅介绍了中国从1840年到1945年经历的一段饱受外国侵略的血泪史。同时，她还通过阐述中华民族“大一统”观念、中国与邻为善哲学以及郑和七下西洋与开放盛世大唐的历史启示等以回应西方喧嚣尘上的“中国威胁论”。
    五、在耐心中等待理解。几个世纪以来，西方一直占据支配性的地位，当今世界话语权的天平仍倾斜于西方国家。对中国而言，重要的是要塑造一个更加稳定的、能与我国合作的外部环境，而不是限制甚至是遏制我们发展的环境。这就需要我们不断地向世界说明自己的意图，说明我们的真实情况，让世界认识我们、接纳我们。此外，我们需要更加努力地把中国的真实情况、新故事介绍给西方民众特别是其年轻一代，因为年轻人头脑开放、思维敏锐，渴望了解新鲜事物，让他们更多地了解中国历史文化和经济社会发展，了解中国生活方式和中国人改善生活的各种进步。中国目前的外部条件存在许多挑战，尽管总体环境尚好，但不确定因素仍然较多。当然，机遇与挑战都不是固定不变的常项。再好的机遇把握不好都可以成为挑战，再大的挑战把握好了都可以成为机遇。《在彼处》一书清楚地告诉我们：中国在等待西方国家及民众对我民主、人权、社会制度等热点问题的理解时要有足够的耐心。
    六、在实践中找到方法。实践证明，与西方人交流的目的性必须明确，这个目的性不外乎解答疑问、提供信息或增进了解和友谊，脱离这个目的性，任何交流都不会有效，有时甚至是反作用的。在交流实践中，我认为最好的方法就是找到双方的平衡点，即把自己想说的和别人想听的内容有机地融合起来，使双方交流产生共鸣。当然，要做到这一点，语境习惯、历史知识、事实事例和自身经历等几个必要要素缺一不可。傅莹大使每每在演讲访谈中总是以最短的时间内切题、点题，总是从自身的经历和故事说起，从自己的感受和领悟说起，从自己的收获说起，总是柔性地、历史地讲述一个真实的多样性的中国，从而引起受众广泛的兴趣和共鸣。她已成为当今世界最能清晰地传递中国声音的使者之一。
    地方外事工作者如能牢牢把握国际国内两个大局，跟进国际舆论动向，坦率直面我们的问题，在涉外接待中多安排西方来宾及媒体多看看我们弱的一面、贫困的一面，让他们多了解我们面临的很多挑战，那么中国的快速发展就能渐渐为西方所接受，就能慢慢地消除他们的不安，西方渲染的“中国威胁论”也会日趋低调。因此，从这一角度看，不总是安排外宾参观我们好的一面不失为地方外事工作服务于国家总体外交的一种具体实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