季羡林先生是我久已仰慕的先辈和学者，最近有机会拜读季先生《三十年河东 三十年河西》一书，深感季先生研究领域宽阔，学贯中西，思想博大精深。在这本书中，季先生提出了一个命题，这就是关于东西文化在世界中的地位。
    季羡林先生自言：到了耄耋之年，忽发少年狂，一系列引人关注的怪论、奇思问世。在季先生的这些怪论奇思中，影响最大的莫过于本书阐述的“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 
    这本《三十年河东 三十年河西》辑录的是季羡林先生多年来发表或阐述的关于东西方文化的一些观点，共计24篇。该书辑录的文章，写作时间跨度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到本世纪初。这些文章的核心是主张文化起源多元论、文化交流论，认为东方文化的综合思维方式可以弥补西方文化分析的思维方式之弊端。季羡林先生认为，“文化交流是人类进步的主要动力之一。人类必须互相学习，取长补短，才能不断前进，而人类进步的最终目标必然是某一种形式的大同之域”。季羡林先生将人类文化分为四大体系：中国文化体系、印度文化体系、阿拉伯伊斯兰文化体系、自古希腊、罗马至今的欧美文化体系，而前三者共同组成东方文化体系，后一者为西方文化体系。季羡林先生为东方民族的振兴和东方文化的复兴呐喊，提出东西方文化的变迁是“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在国内引起强烈反响。正如季羡林本人所说：“‘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我引得这两句话，最受人诟病，然而我至今仍然认为，这是真理，是诟病不掉的。从人类的全部历史来看，我认为，东方文化和西方文化的关系是：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目前流行全世界的西方文化并非历来如此，也绝不可能永远如此。到了21世纪，西方文化将逐步让位于东方文化，人类文化的发展将进入一个新的时期。”季羡林先生表达的是一种历史的、宏观的看法，也是对长期以来统治世界的“欧洲中心主义”的积极反驳。